有时丁非会问我在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花园里什么也没有呀。我说看书写字太多，我要锻炼锻炼眼力。丁非说你变了。
我也知道自己确实在改变。我买了新的深灰色氨纶袜子，每天刷鞋，每星期洗牛仔裤，如果小睡，起来不会忘记梳头。简单来说，我开始打扮了。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有了这样一种感觉，有人会注意我的样子，有人在乎我。
这种感觉触动了我迟钝的心，就像北极圈白桦林里迟到的春天的第一缕微风。圣诞节就要到了。对医院和医学院来说，在12月25日降临人世的除了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位绝对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尊敬的李益寿教授。
他是师傅和郑为康的导师，著作等身，声名煊洹。为了庆祝他70整寿和从教45周年，医院里提前几天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老先生个子矮小，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能记得从全国各地来的几乎所有宾客的姓名和职务，精神矍铄地和人讨论将要出版的新著作和特殊病例。
宴席快散的时候，老先生坐到我们这一桌和师傅说话。他说：“现在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我们都快跟不上了，还是年轻人行。”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谦虚。李教授又说：“大家只知道做开刀匠是不行的，一定要学习。
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人要活到老、工作到老、学习到老。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做研究，写论文。要写论文就肯定要看很多材料，掌握新的方法。既然做了论文，只是发表而不去用它换学位似乎太可惜。”
大家莫不连连点头称是。老先生又问：“对了，现在科里又多少研究生？”师傅答道：“严威前年博士毕业，方和去年硕士毕业，丁非去年考上了硕士，现在第二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今年没有招吗？”“今年有不少复试的，但都不太满意，”师傅说“现在年轻人心太活。”李教授指指我问：“那个呢？”师傅说：“朱夜是今年夏天分来的新住院医生。”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能得到这个位置非常偶然。多年来大批学生从医学院毕业逐渐填充了文革以来的缺口，三级甲等教学医院的职位反而成为稀缺资源，如果没有后门即使非常优秀的博士或硕士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好工作。
我没有任何背景又只有本科，成绩也绝非“非常优秀”当初根本没想过能留下来，填本院发的就业意向时草草了事。
谁知我竟然成为第一批被批准留院的学生张榜公布。后来才知道本班叫朱依冶的男生是某位卫生局重要人物的儿子。大人物托的人听过电话记漏了中间一个字，在就业意向书中看到我的名字，又见内容填写得“大气潇洒”很有自信的样子，觉得肯定是这个没错，就一笔勾取，留我在本院担任住院医师工作。
等发现这是个错误以后，临床医学院想过若干个处理手段，例如举行一次抽考题的考试作为复试，给我准备一道博士考的题把我筛掉，或干脆随便找个茬给我个处分取消留院资格。
在同班同学中，这件事成了公开的秘密。我开始幸福得昏头昏脑，一直到最后才知道这件事。因为处理我特别困难，时间拖得很久，这时本市所有大规模的人才交流会都已经结束。
我顿时成了最后一条上岸的鱼，眼看同伴都进了水族馆，自己只能在酷热的沙滩上垂死挣扎变干发臭。直到最后师傅说：“这个人就给我好了。”
消耗了一个宝贵的若干年之内不会再有的通常留待送人情的住院医生名额，才省了临床医学院一个大麻烦。我非常感谢师傅，尽管我不是研究生我也随着别人叫他“师傅”好多次在梦中我跪在他座前捧住他的双腿喜极而泣。
但我绝对不敢真的这么做。他是个不苟言笑的50来岁的大高个儿，有点中年发福，穿着朴素，一点也没有其他科正主任通常有的官气，靠他钢铁般坚强的性格和过人的手艺把全院最苦最脏的创伤科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家心服口服。
李教授提出为了提高大家的总体水平，我也应该读研究生。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应届毕业生，反而好办，由科里和我自己共同申请读“同等学历”
就行了，师傅表示同意。我简直是受宠若惊。随后李教授问及丁非的课题进展。丁非说有一些事务性工作一个人来不及完成，李教授立即说：“可以叫小朱帮忙嘛，让小朱先熟悉起来。”
我看到一个坏笑渐渐浮上了丁非的脸，他双手在桌下对我做了个抱拳的动作，这个角度只有我看得见。
“该死！”我暗道。丁非的课题要查很多老病史，他说的事务性的工作就是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不但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查丁非需要的病史，把一项一项内容登记在调查表上，整理这些表格，再把它们输入电脑。从丁非那里我知道申请“同等学历”的研究生没有脱产读书和做课题的时间，这些全部要挤在双休日和工作之余完成。我现在已经逐渐忘记双休日是什么滋味了，天晓得还要挤出时间来读书是什么样。
我一直觉得欠泰雅的情，本来想约他出去玩一次，但总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连上楼再去找他也让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样一来在下个学期开始之前一定要找时间还了他这个人情才好。
这天晚上我从外科教研室出来，锁上铁门，低头看看表，已经11：00了。今天我又干了件蠢事。我输入了本周收集的所有数据，在存盘前却碰掉了电脑的电源，只好从头来过。
制造错误只需要几秒钟，弥补错误却需要好几个小时。对面本科生的教室窗上一张一半已经翘起的银铃贴纸随走廊窗子吹进的寒风颤动，彰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又一个圣诞节。
我好几天没空张望窗外，不知道泰雅怎样了。唉，今天又是周末。可以自由支配的周末越来越少了。我骑车出了医院。
在这个城市里，下雪是件稀罕事，但严寒却是家常便饭。天气又湿又冷，就像久治不愈直入膏肓的顽疾。我不由自主地绕过“美丽人生”前，放慢车速向里张望。也许因为是周末，尽管过了营业时间，还是有个女人在底楼烫头发，但二楼的灯都关了。
我慢慢过了这个门面，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至少试一次，就算这次不成功，也可以成为以后大大方方去找泰雅的演习。我在弄堂口慢慢荡下车，把车停在那里，走向美容院的玻璃门。
“请问…”我把门推开一条缝，把头凑在缝上说话，指望里面的人能听见，但张嘴之后其他的字句都卡在喉咙下面出不来。“哎哟！干什么，冷死了，快把门关上！”那女人叫道。我这才发现她起码有40岁，纹了两条毛虫一样的眉毛。
“对不起。”我急忙关上门，转身走向路旁的梧桐树。我该说什么呢？为什么不需要说话的时候可以瞎说一气，到该说话的时候我就是开不了口呢？虽然我觉得自己和美容院确确实实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事物，但我确实下了决心要问话的。
我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没用呢？“你什么事？”背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回头看见一个理发师开门出来。呆在暖气屋里的他穿着很单薄。我很不好意思冻了他，赶忙问：“请问季泰雅在吗？”
“谁？”“那个…那个长发的…”“哪个长发的？”他有些不耐烦“长头发的多了。”“就是那个梳辫子的，那个助…”“老人妖啊，他刚走。”他说完，回身就关门进了屋子。我被“老人妖”
这个称呼弄晕乎了。不知理发师到底有没有搞清楚我要找的人是谁。每次要我求别人做什么事时，开口总是特别困难，和我说傻话时脱口而出的利索劲儿大相径庭。
我没有勇气再次敲门问他，只好悻悻地去推车准备回家。突然我发现弄堂里某幢房子的门前有一块地方比周围颜色暗一些。
“泰雅，是你吗？”我小声问。他动了一下，发出“哼”声。我踢下撑脚架，快步走上前。果然是泰雅，他戴着毛线帽子和手套，穿一身黑，低头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在弄堂昏黑的路灯照不到的角落里，几乎隐没在黑暗中。
尽管如此，他抬头时，我看出他脸色很不好。“怎么了？什么地方不舒服？知道自己在哪里吗？看看我，看看我的手。”我快步走上前，蹲下身，掏出钥匙圈上的手电筒照他的瞳孔。
“我没事，肚子有点痛。”他说，转头避开手电筒的光线，声音听上去还算连续，声调也正常，至少说明他呼吸平稳。
“哪里痛？吃过什么？今天有没有大便？”我伸手摸向他的腹部。他努力浅浅地笑了一下，说：“医生，我没事的，我知道。”一边用戴手套的手阻住我的手。
“你…真的没事吗？”我还是不放心，师傅总是强调不能放过可疑的腹痛病人，否则会铸成大错“急诊室就在旁边，我陪你去吧。”他仍然坚持不去，但同意我送他回家。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在梧桐枯枝覆盖的清冷的街上，把繁华喧嚣的商业区慢慢留在后面。
他能站起来推车说明可能不象急腹症，我又稍微放心一点。即使在我这种外行看来，也知道他黑色的羊毛大衣和围巾质地优良，但帽子很普通，自行车比我的还要旧。
我问过了他的身体状况，发现他不大愿意多谈，一下子倒没什么话好讲，反而尴尬。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你好晚下班啊”
“今天真冷啊”之类的话。他应该还是有腹痛，很少答话，只是慢慢地走，有时会停下皱着眉头佝偻着腰。我也只好停下等他稍微恢复一点再走。几次他又发作时我靠近他想扶他或让他靠在我身上，他都避开了。
我担心他没法走得太远，幸好他家很近，几个街区就到了。最后他把车停在一个小院里，回头对我说：“今天谢谢你了。再见吧。”我说：“我什么也没帮你做啊，谢什么啊。你行吗？”
“我没事的。”他慢慢走向那幢老式5层公寓的门厅。走了几步，又回头劝我：“你回去吧。麻烦你了。”我推车走了几十米，实在不放心，又折回去看他。果然他坐在门厅里楼梯的台阶上，痛苦地弯着腰，嘴唇毫无血色，两手握拳顶住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