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仅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自己的生活也十分俭朴。据《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当时，天下闹灾荒，中原常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军中无粮，靠采桑椹、摸河蚌充饥。曹操颁发了《屯田令》，动员士兵种田，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资财匮乏，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作的衣服。曹操患头风病，官员们劝他做一顶皮帽，以御风寒。但他戴了一顶绢帛做的帽子，不破先例。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们都不戴皮帽子了。
当然，曹操毕竟是曹操，不是李操、王操、朱操、毛操和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的操。曹氏力主薄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盗。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鲁迅在《清明时节》一文中提到的曹操设置“摸金校尉”，专门做盗墓勾当之事，最早见于《讨曹檄文》。200年，袁绍发兵进攻许昌，讨伐曹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檄文》，其中有一段指责这位老奸巨滑的曹阿瞒，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官职外，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发丘中郎将”官职。
顾名思义，发丘就是盗墓，只是这种行当是以官家的身份出面而已，这种公开的盗掘，当是不折不扣的官盗。为了对这一行业表示重视，曹操于日理万机中，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檄文》曾言及：“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后汉书·袁绍传》）尽管此事是曹操的敌人以叫骂的形式出现，自有夸大的成分，但曹氏所设立的盗墓官职当不是空穴来风。据说曹操见到此《檄文》惊出一身冷汗，头痛病已顿有好转，遂大笑道：“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曹操虽未把儒生陈琳与匹夫袁绍放在眼里，但对说他设官盗墓之事没有辩解，这在看客眼里，似乎不值一哂，又似乎是默认了。
不过，既然是《讨曹檄文》，就不能像表扬信一样尽拈好听的说，主要的功能还是要历数曹操的罪状。所以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段话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曹操确实干过盗墓的勾当。曹操在历史上不失为千代枭雄，但这一行为却为后人所不齿，有人于此评论道：“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正是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不愿重蹈覆辙，所以曹操一再要求薄葬。
曹操的这一想法甚至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222年，曹丕在《终制》中要求他的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曹丕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侥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据说，曹操还采取了非常措施，即设置疑冢。
据好事者考证，中国最早的疑冢出现于殷商时期，当时，一些奴隶主贵族死后制造几座假墓，虚虚实实，使后人难分真伪。春秋时期，随着盗墓风的盛行，疑冢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曹操所处的三国，则达到了一个高峰。